首先我需要解释的是，一个青铜文明并不需要本地产锡，比如中国的中原和河北都不产锡，仅有的锡矿不仅数量少、规模不大，而且质量也很差，根本就不可能支撑得起一个繁荣的青铜文明，事实上从殷商青铜器里的铅同位素可以发现这些这些东西上用的锡都是来自南方的，而且商朝获取南方锡矿也未必是靠直接占领和朝贡，礼品互换和贸易也相当重要，最好的解释就是当商文化和商朝势力在南方呈现退缩态势的时候，殷墟的青铜文化反而更加昌盛了。我拿中国古代叠个甲，希望别人伪史壬跟我杠什么“锡根本不可能靠贸易获得”这种话。

锡的来源：

关于锡的来源仍然是要分时间的，比如伊比利亚半岛，这里确实是一个比较能产锡的地方，并且在古典时代也有和东地中海的锡矿贸易，但这只是一段时间的，在公元前十世纪以前并没有证据能说明锡矿从这里流入东地中海。

埃及东部、希腊、撒丁岛和托斯卡纳南部都有小型的锡矿，但是没有证据证明他们在青铜时代被开采，尤其是希腊和地中海中部，矿床很小。巴尔干北边的保加利亚有锡矿床，在BC4200这些锡矿就被用于当地的青铜制造，但是对地中海的青铜冶金应该不大。从青铜冶金的规模来看，在公元前2000年末，东地中海小型锡矿可能就已经被耗尽了。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去哪里找锡呢？

【资料图】

事实上在这个时候大多数的锡都是从更远的地方运来的，锡是叙利亚的亚述和安纳托利亚中部的卡尼什等地区的贸易的支柱之一，在卡尼什出土的文献中，1mina锡的价格在6~16shekels之间，银和锡的价格比例在1:4~1:10之间，在另一篇文献里，1talent锡被认为至少能换1mina黄金，黄金与锡的价格比例在1:60，而且亚述商队也会用锡直接像货币一样使用。

把目光大开，这套贸易链还会更长一些，这些锡的源头可能是伊朗、阿富汗或者其他地方，从伊朗的苏萨或者安善等东部中心经过埃什努那到达马里，在马里出土的文献里也可以得知大量锡经由幼发拉底河运到城市里，然后再运到阿勒颇的亚姆哈德王国以及其他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地区，主要也是供给给上层阶级。在拉格什的古迪亚统治时期发掘的苏美尔语文献中可得知当时会进口一种“来自“美路哈的锡”，而现代的考古学者们基本上是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这个地区发现的这个所谓的“美路哈”，也就是所谓的古印度河流域的文明。但是可能还不是真正的源头，因为目前巴基斯坦这一带的锡矿床和中亚的相比还是微不足道，美路哈的锡的意思可能是锡是在这里运到美索不达米亚的，而不是在这里开采的。

中亚的考古和地质调查都证明这里在青铜时代有大规模的锡矿开采，例如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泽拉夫善山谷，Karnab和Mushiston的锡矿这边不管是通过陶器的类型学，还是对一些东西做的C14测年，都能够确定这里的考古学文化为前2000~1500年的安德罗诺沃文化。此外，黑海沿海的科尔基斯在古典时代也是锡的来源之一，这个锡可能也是来自黑海的，也就是说“金道锡行”的路线可能有好几条，从中亚到伊朗的陆路，从美路哈到美索不达米亚的水路，从高加索到黑海地中海的海陆结合。

之后的锡来源就更丰富了，西地中海也会和欧陆北方的人进行锡的贸易，在青铜时代晚期，西地中海的人沿着琥珀之路与北欧波罗的海的人们进行了锡的贸易，但是这种贸易量论规模可能还是远不如东地中海与近东的。因为这是两个体系，一个是爱琴海-近东的贸易体系，另一个贸易体系是西地中海和中北欧的琥珀之路的这套贸易体系，在青铜时代的绝大多数时间里这两套贸易体系是独立运转的。因为琥珀、青铜器、费昂斯珠这种东西都属于奢侈品，不是大宗贸易，但也不能排除包括锡在内的许多大宗货物是散装运输的。

而在公元前一千年以后，东西地中海之间开始有锡的贸易，也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路是从塔尔提索斯直接走海路，另外一条路是锡利群岛的锡先在法国上登陆，再经由河流到达此时还是希腊殖民地的马赛，然后贩卖到东地中海。撒丁岛在锡的贸易中相当重要，塞浦路斯和撒丁岛在金属加工工具和青铜器之间风格强烈相似，并且也有一些可能是产自伊比利亚或者是受西地中海文化影响的东西，也表明存在一些贸易。努拉吉遗址上发掘的锡和氧化锡的样品进行铅同位素分析表明这些锡都是进口的，可能来自托斯卡纳、布列塔尼、伊比利亚、阿尔卑斯山或者是康沃尔。

地中海的铜资源与铜贸易：

东地中海的铜矿情况还是要比锡矿好不少的。在东地中海，安纳托利亚有91个铜矿床中，有36个铜矿有早期的采矿遗址，而在黎凡特，约旦的费南地区，瓦迪·阿拉巴以东和以色列的蒂姆纳有丰富的铜矿，这个地区在青铜时代早期就成为了近东铜矿的来源，蒂姆纳是研究最深入的最系统的通产区，有矿山遗址、炼铜遗址，以及定居点的遗址。西奈半岛上的Serabit el Khadim从古王国开始就作为铜矿和绿松石的来源，而且在埃及整个东部的沙漠和南部的努比亚都有铜矿床。在色雷斯东部的发掘也证明这个早期孔雀石的开采中心地区也可能产铜。

在西地中海的意大利，托斯卡纳有重要的铜矿，撒丁岛的西南部和中心有大量铜矿床，在青铜时代晚期，撒丁岛的冶铜业得到了高度发展，有大量的铜锭、模具和青铜器。在法国，铜矿主要分布在中部与汝拉这一块，不过目前最好的早期铜矿开采的证据是蒙彼利埃附近的埃罗省的卡布里埃。伊比利亚半岛的铜矿也很丰富，安达卢西亚的力拓、北部的阿斯图里亚斯省和莱昂省、南部的梅塞塔省、东南部的阿尔梅里亚省都有丰富的矿床。

说回到希腊这边，其实铜矿也不算少，首当其冲的肯定是塞浦路斯，塞浦路斯直到今天都是有很多铜矿，从青铜时代晚期开始塞浦路斯就成为了东地中海最重要的铜来源之一。至于安德罗斯岛、锡罗斯岛、帕罗斯岛、塞里福斯岛和基斯诺斯岛都有铜矿遗址（PS：另外特别需要要提一下的是，塞浦路斯在地中海冶金兴起的这一过程中没有发挥到什么很重要的作用，因为特洛多斯山脉上的铜矿都是硫化矿，而在公元前两千年，当硫化矿冶炼技术得到发展的时候，塞浦路斯才在地中海的铜的生产和贸易中发挥作用）由于克里特岛没有铜矿，所以在克里特岛Chrysokamino遗址冶炼的铜矿石应该是来自基斯诺斯岛的。还有一些人认为雅典的劳里昂矿山也是，尽管这个矿山是银矿山，但是他们认为青铜时代时，劳里昂矿山也是能当铜矿用的，不过尽管劳里昂矿有铜矿，但是目前缺乏铜渣或者炼铜炉等进一步的证据来证明它作为铜矿被开采过。

在黄铜时期，金属贸易规模非常有限，大多数金属都是在生产地附近消费的，在青铜时代早期，长船和帆船的出现促成了原材料和工艺品的大规模但散装的运输。通过对约旦佩拉青铜时代扎起一个小型藏库的进行的铅同位素表明东地中海的金属贸易已经非常发达，在分析的五件温五中，三件与费南和蒂姆纳的铜源一样，一件与塞浦路斯的铜矿一样，一件与安纳托利亚的金牛座山脉的铜矿一样。

而在青铜时代中晚期的时候，东地中海许多城市都从铜的国际贸易中获得了不少的利益，并且大大提高了政治地位，米诺斯和迈锡尼的宫殿式经济也积极参与到这个规模庞大的金属贸易之中，而且一些西地中海的城市，例如卡拉布里亚、阿普利亚和西西里的一些城市都开始参与到金属贸易之中

很多地区都有参与到青铜时代的铜贸易的城市遗址，例如叙利亚的乌加里特，塞浦路斯的恩科米和哈拉苏丹、以色列的Tel Nami和Tel el-‘Ajjul，安纳托利亚的特洛伊、克里特岛的科莫斯，希腊的迈锡尼和皮洛斯，撒丁岛的努拉吉，西西里的塔普索斯和加纳莱托，意大利阿普利亚的Scoglio del Tonno，这些地区都有。并且他们也日渐参与到原料、食物、香料与日用品和奢侈品，例如铜锡、金银、金属器、珠宝、象牙、陶器和玻璃等器物的生产、交换和消费，这些行为都是在一个广泛而联系松散的区域体系之中，依托海运而进行的金属贸易性质复杂，结构多样，有国家主导的方面，也有私人的贸易，制约地中海贸易的机制有很多因素，例如合作与精致、贸易商品的形制、社会或经济地位，甚至是意识形态，矿工和工匠，商人和社会当中的精英阶层都松散地融合在这个区域间系统中，这个系统事实上将商品、图像、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地位都联系在了一起。甚至是度量衡，塞浦路斯Ayios Dhimitrios的一套青铜和石头砝码，锡拉岛的亚克罗提利遗址的圆盘砝码，以及它们可能的区域之间的插入，可能使得这些互相关联的度量衡系统很可能有助于地中海的贸易。

青铜时代数量有限的高价值、低数量、可交换的奢侈品，例如贵金属、宝石和象牙的贸易扩大到包括无法转化为其他任何东西的大宗商品，例如陶罐、织物和玻璃等的交换，这些商品在当地生产，并且用于跨地区的出口。然而区域政治经济实力的真正决定因素是可交换资源，例如铜锭和金属，这些资源可能并不是以交易的方式交换，而是以正式的礼品互赠的方式进行交易。青铜时代中后期地中海贸易的另一个主要动机是统治者们希望从远方获得商品（UP注：或者用一个更准确的词就是prestige goods），为了突出他们的地位，精英阶层通常进口只能通过生产某些其他商品才能够获得的商品，无论是金属、象牙还是一些木材这些原材料，还是像青铜器、织物甚至是一些镶嵌的方式装饰的柜子。而随着新机会的出现和长期建立的体系的崩溃，地中海贸易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区域贸易可能以王室和国家而主导的制度为中心，但个别的交换行为则能更好地满足具体的要求，即便精英阶层控制了当地的经济、生产和贸易的动态，也为总体上更加结构化的政治经济中的活动释放资源，而且这些技术也会日益使区域交换网络能够与一个更广泛的共同流通系统联系起来，而流动的东西也不仅仅只是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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